科学技术对文明转型的促进作用 ——论区块链技术背景下的信息文明样态

发布时间:2017-10-26 来源:政策法规研究所 作者:李文静、栾群

原文载于《福建江夏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第66-72页。

 

摘要:科学技术一直跟随文明的进程而发展,同时科学技术革命又改变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促进人类文明转型。在新的文明样态下,人类社会不仅仅在物质基础上有了瞩目的改观,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也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在社会关系上,工业文明中的国家权威下的个人主义将被小型共同体所代替。在政治制度上,政府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个人微观权力崛起,直接民主有了可实现的技术基础,多元治理伴随着治理的下沉成为治理的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规则制定的思路也将发生关键性变化。

关键词: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个人微观权力;多元治理

2008年,中本聪第一次提出区块链概念以来,这一新的互联网技术就迅速在金融界掀起了应用的热潮,迅速融入并改变着传统金融的发展模式。这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和思考,一系列与区块链有关的文章和著作陆续发表、出版。但是,在这些成果中,更多的是阐释、反思区块链技术、分析区块链自身的存在价值以及展望区块链技术对金融业乃至整个社会的影响等,对这一技术所能够以及已经引起的社会政治、文明形态的变化并未有学者深入考证。而事实上,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整个人类文明以及民主政治是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的。自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从纵向发展看,以公元1500年为界,人类文明经历过农耕文明和商工文明两大发展阶段。前者是以农耕生产为社会物质资料主要来源的文明,后者是以工业化生产为社会物质资料主要来源的文明。[1]两千多年封建帝制中国是农业文明的典型代表,工业革命以来的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则是工业文明的代表和领袖,迄今为止,其依靠强大的技术革命走在世界的前列,主导着世界的格局,引领世界的发展方向。互联网技术的出现尤其是区块链技术的不断成熟从技术层面上打破了工业文明的垄断地位,标志着信息文明的形成。信息文明是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但又不同于工业文明的一种新的文明样态,在这种文明样态下,传统政治国家的权力出现弱化,而个人的功能和作用在社会中逐渐凸显。尤其是作为互联网技术高级形态的区块链技术,能够保障个人意志的真实有效,进一步放大个人自由意志的表达和价值的开发,进而改变工业文明创造出来的传统的民主政治制度和国家治理模式。

 

 
 
 

一、科技发展与人类文明

(一)理论与历史

“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将科学技术视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一书中,马克思深入地探讨了科技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问题,并最终得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结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财富的取得和创造更多地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取决于科技在生产上的运用程度。劳动时间和所耗费的劳动量在创造财富过程中的作用大大减少。不仅如此,在马克思看来,科技技术还推动着民主制度的进步,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培根在《新工具》中也写道:“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因为这三大发明首先在文学方面,其次在战争方面,再次在航海方面而改变了整个世界许多事物的面貌和状态,并由此产生无数变化,以致似乎没有任何帝国、任何派别、任何名人能比这些技术发明对人类发展产生更大的动力和影响。”哈贝马斯则更精辟地指出科学技术直接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进而改变整个社会原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道德观,“社会系统的发展似乎由科技进步的逻辑来决定”[2],“社会的不断‘合理化’是同科技进步的制度化联系在一起的。当技术和科学渗透到社会的各种制度从而使各种制度本身发生变化的时候,旧的合法性也就失去了它的效力。”[3]这些观点概括为一句话,即科学技术改变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同一文明形态内部,科学技术的进步也推动着文明的量变以及到最终的质变。工业文明迄今为止经历了三次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从1760年延续至1840年,以铁路建设和蒸汽机的发明为触点,人类进入机械生产时代;第二次工业革命始于19世纪末,随着电力和生产线的出现,规模化生产应运而生;第三次工业革命始于20世纪60年代,技术支持为半导体技术、大型计算机、个人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发展。“第一次工业革命使19世纪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第二次工业革命为20世纪的人们开创了新世界,第三次工业革命同样也将对21世纪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它将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4]

在互联网技术高度发展的大背景下,人类文明则进一步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有了很大的不同,进入了一个新的文明形态——信息文明。

(二)对现存两大文明形态的回顾

在不同的科技要素下,人类迄今为止的两大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呈现出不同的形态。

首先,在思维方式上,经验思维是典型的农业文明思维方式,而工业文明则表现为理性思维居主导地位。铁器的出现使人类社会从渔猎时代进入农耕文明,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不需要太高的技术知识,心心传授的经验的积累和传授使得农业耕作的范围和技术长时间保持在一个较低水平上,可变的空间极小,极容易形成一种长期、稳定的模式。以此为背景,人们行为选择的知识来源是非常有限的,主要是长期形成的习惯、经验等,其始终与千变万化的事实相结合。黄宗智以法律思维为例说明中国式经验思维的特点:“中国法律思维不是缺乏抽象概念,而是一贯认为事实情况千变万化,不是任何抽象原则所能完全涵盖,因此要赋予抽象原则实质性的意义,必须通过实际具体例子来阐明,而法律所未曾考虑到的事实情况则可以通过比附类推方法来处理。相对于韦伯提倡的从抽象到事实到抽象的思维方法来说,中国法律一贯使用的可以说是从事实到概念到事实的认识论。”[5]经验思维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导致民众认为规则不能涵盖一切事实,必然会有许多的例外,进而形成对规则的漠视。而不守规则的后果就是处于农耕文明状态中的人们各自求利,难以通过互助协作而获利,即使形成相互的交往,也要付出巨大的谈判成本、监督成本、追究成本等。此外,与经验思维紧密相连的是模糊思维,其不追求精确化的计量和概念定义,这或许是农耕文明下科学发展相对滞缓的内在原因。与农业文明下的经验思维相对,工业技术发展的要求衍生出的是理性思维,力求将思维方法规则化,力求将回忆、对比、联想、分析、综合、归纳、推理、假设、演绎等思维方法明确化,力求使语言概念与其意图表达的现存事物、现象形成准确对应,并且使这种思想方法、思考成果可以被学习、转述、运用,从而促进知识的积累和传播。理性思维促使人们在行为选择中追求利益最大化,力求以最小成本获取最大的收益。理性思维方式也促使人们普遍自觉遵守规则。因为理性使人们认识到尽管某些规则对某些特定的群体或个体来说并不十分公正,但是却能够整体上使社会关系更为和谐、顺畅,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们交往中因发生矛盾而产生的成本,并最大限度地使人们获得自由。理性思维方式体现在法律中,就表现为西方法律的思维是形式理性主义的思维,法律是一种科学,有着严格的证成、推论公式,是从抽象到事实再到抽象的一个过程。

其次,在社会关系上,农业文明主要表现为绝对权力下的等级秩序(集体主义),而工业文明则体现为管理型国家权力下的平等(个人主义)。等级是人类社会的自然属性,是人类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是原始丛林法则的体现。科技是塑造等级社会的根本性力量。原始社会由于弓箭、长矛等捕猎工具的发明,食物可以有所剩余,私财出现,其成为引发战争的主要原因,战争中产生了大批俘虏,物质丰富后,俘虏不再被杀掉而是被豢养起来成为奴隶,等级分工明确的阶级社会就诞生了。农业社会中,生产工具有了巨大的改革和进步,人们逐渐固定到一定的土地上生活、繁衍,为了抢夺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战争频发并产生出一个绝对权力,即国家。最高统治者制定规则保证国家内各阶级分工合作,形成一套井然的秩序。当然,我们不可否认在集权国家的形成中有其他诸多因素的参与,但是科技无疑是其中最基础的要素。工业文明兴起后,科技有了巨大发展,社会生产主要依靠不断涌现的新技术、新工具。谁掌握了这些技术和工具,谁就能迅速获得巨大的财富。致富者在雄厚的经济条件支持下希望能获得更多的政治资本,以此进一步促进经济财富的增长以及社会地位的提高。国家权力不再是至高无上的,其从统治型、管理型逐渐转变为服务型。个人的创造性力量的发挥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个人主义崛起,国家主义弱化。现在再来看西方文明,其之所以成为强势文明,就在于它承认并鼓励个人主义,个人成为社会最基本的构成单元。

再次,在核心政治制度层面上,农业文明社会中,尚没有民主制度(西方一度曾出现过早期的直接民主制度),工业文明社会中的主流为代议制民主。这是由于农业文明社会,科学技术发展相对落后,交通、信息平台等知识获得和传播载体非常有限,最终导致知识被少数人所垄断,信息的传递也极为不便、滞后。民主制度缺乏有效的途径。进入工业文明后,代议制民主成为解决农业社会公民无法参与国家事务的难题。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代议制民主制度下,信息传播途径虽然有所扩充,但是纸质材料所搭载的信息仍然在实际上为少部分人尤其是官员所垄断,下层民众只能了解非常有限的信息,大范围的直接民主或参与式民主在工业文明社会中仍然是一个渴望而不可及的梦想。

二、信息技术下的信息文明样态

(一)信息文明的核心技术要素——区块链技术

区块链技术,又称为分布式账本技术,其本质是比特币记账格式中的组成模块,是互联网现有数据库技术基础上的高级形态,其最核心的特点是保证互联网信息记录的信用,即保证其有效性和安全性,让每个人均可参与数据库记录。

区块链的源代码为比特币。要想掌握区块链的运行原理,就必须了解比特币的产生背景及运行模式。如果说第一代互联网实现了数据库的去中心化和公开透明,实现了信息的自由传递,那么第二代互联网技术的目标就在于建立去中心化的全球信用体系,实现信息的自由公正。比特币的产生源于货币在全球化趋势下的客观缺陷。货币之所以能够在市场上流通、具有交换价值,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政治权力的肯定和支持,但是政治权力(主权)有自己的行使边界,美元在美国可以自由流通,但是到了中国就无法以货币的身份进入市场,换句话说,美元的价值在于美国政府的行政权力的支持,而这种权力无法自然地延伸到中国等其他主权国家。同样,人民币是我国的法定货币,但却无法在美国自由流通。随着经济全球化、贸易全球化的深度发展,创造具有国际信用的货币就成为必然。早在2009年,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就呼吁创立超主权存储货币,同年,中本聪发布了基于互联网基础上的开源程序:比特币,从此开启了人类在互联网上建立去中心化信用体系的实验。比特币的运行原理简单来说就是,首先,保证网上每一笔交易真实、有效的方式就是将每一笔交易盖上时间戳;其次,通过竞争的方式确定矿工的合法记账权,之后向全网广播并接受其他竞争矿工的核对和监督;确认无误后进入下一个竞争记账权环节。所谓比特币”,就是这样一个账单系统:它包括所有者用私钥进行电子签名并支付给下一个所有者,然后由全网的矿工盖时间戳记账,形成区块链。_在这样的运行系统内,所有的陌生人都可以加入公开透明的数据库,然后通过点对点的记账、数据传输、认证或是合约,二不需要借助任何一个中间方来达成信用共识。这个公开透明的数据库包括了过去所有的交易记录、历史记录及其他相关信息,所有信息都分布式存储并透明可查,并以密码学协议的方式保证其不能非法篡改。_

总体来看,区块链技术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特点:1.信息记录的去中心化、碎片化、扁平化,每一位用户都可以在互联网上发布信息,这也是第一代互联网技术所实现的目标。2.所有信息记录的安全性、不可逆性,即每一位用户都拥有自己的密钥和签名,这是区块链技术区别于先期互联网技术的核心要素;也是这一技术解决了互联网在信息便利发布和获取的同时却始终伴随着虚假信息充斥和信息被篡改的风险。3.所有信息的透明性、公开性。区块链是一个全网广播的协议,每发生一笔交易、每增加一个区块,都会在全网广播。也就是说,区块链中的信息对每一节点都是透明的,只要想做,每一个节点都能获得任何一笔交易或区块的信息,进行验证。广而告之是保证数据真实的重要特征之一。可以说,区块链技术的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保证了互联网数据的真实性、安全性。

(二)信息文明下的思维模式和政治模式

1、思维模式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系统性、逻辑性、辩证性、敏捷化已然成为了现代思维方式的主要特征。尤其是以区块链为代表的互联网数据技术使得人们的思维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此之前,人们的思维方式以及学术研究建立在”“线基础之上,即阿基米德的和笛卡尔的线阿基米德就是从一个点出发,构建一种制度。笛卡尔就是线性的,跟进化论有关的,逐渐的阶段性发展的理性的思维方式;考虑问题从某一个角度出发,不断延伸,从某条线一直走,这种思维方式是传统的思维方式。[6]区块链技术保证了互联网数据记录的有效性、可靠性,从而使互联网去中心化、扁平化的特征得以强化,多元主体、多元思维、多元文化在互联网平台所构建的文明全球化、法律全球化、治理全球化等趋势下有了存在的客观基础。点线思维受到空前挑战,随之而来的是多点的、多元的、多头的思维方式[7],西伐利亚二重奏解体、中心、边缘的变化标志着我们进入了所谓的无主流时代。以往建立在点线基础上所形成的一套传统制度体系,亦在这种全球化背景下受到挑战。

2、政治治理模式

1)大范围的参与制民主(直接民主)具备了其物质基础。代议制的物质基础将不复存在。每一个个人在区块链技术下都可以自由、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意志,而区块链技术亦能够有效地保证其输入系统中的个人意志不被篡改。可以说,民主参与在新的技术条件下有了新的渠道。早在60年代,马歇尔·麦克卢汉面对大规模发展的电视就曾经预言,“随着信息运动的增加,政治变化的趋向是逐渐偏离选民代表政治,走向全民立即卷入中央决策行为的政治。”[8]随后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俄亥俄州哥伦比亚市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个电子市政厅。当地居民可以通过一套双向的通讯系统而直接参加计划委员会的会议,并对当地的规划、建设议案直接进行表决投票。之后不久,在美国众议院院长金里奇的建议和主持下,美国国会网络系统开通;而商务部国家信息技术中心也创建了“联邦世界”(Fed World),其将电子网络系统的范围延伸至全国,是一个全国性的电子公告系统;当下,美国正在努力建设的是一个交互式的“公民参与中心”(Citizen Participation Centre),这个中心能把所有联邦机构下的地方办公室纳入其中,因此,在这个中心里,公民可以方便地同所有联邦机构的公共事务部门通信,表达自己的意愿。决策的民主化在新的科技背景下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利用互联网进行政治投票或者对重大问题实现全民公决有了强劲的技术基础。A·托夫勒夫妇更是精辟地指出,从前直接民主只能在小国寡民状态中实施,而技术的进步使得这种直接民主已经能够在广袤的大国中展开。

2)多元化的治理结构成为治理现代化的一个标志。在互联网技术发展到物联网和大数据阶段之时,治理下沉、多元化治理结构就已经成为治理现代化的一个趋向和标志。互联网技术的迅速普及,网民数量的激增使社会生活呈现出现实和虚拟紧密结合的特征,信息发布和获取的便利和快捷使民众得以及时了解国家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观点和意见,这是多元化治理的群众基础,物联网、大数据技术则使得大量的社会服务在互联网上扩展。除了当前已有的电子政务、电子商务领域外,个人理财、旅游预订、医疗健康、劳动就业、法律服务、日常家居等领域都呈现向‘线上’网络化发展的态势。[9]社会服务在互联网上的蓬勃发展为多元化治理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区块链技术则可以进一步提高社会服务的公信力,保证社会服务的有效性。

3)个人微观权力崛起、服务型国家权力下的权力扁平化、基于协作的小型共同体形成。每一种文化、文明或社会秩序最终都是其价值的制度化表达和具体化。[10]如果说农业文明价值是差等、秩序、统一和权力至上的话,工业文明的价值则是民主、平等和自由,民众权利地位上升,但实际上国家权力仍然位于权利之上。而信息文明形态下,国家权力弱化,服务型政府形成,微观权力兴起。可以肯定的是,米尔布雷斯的价值位阶包括正义、平等、自由和其他重要的道德价值;然而,所有其他价值都服从于可行性生态系统中的单一生态要素,这样一种线性价值位阶是成问题的。线性价值位阶被与一元价值结构(一元价值结构与多元价值结构相对立,在多元价值结构中,有超过一种且向度不同的价值具有根本重要性)相联系的诸多难题所削弱……[11]信息文明形态下,所有的个人既是信息的接收中心,也是信息的发布中心,多元化的价值选择代替之前的垄断性的价值取向。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权力扁平化的基础上,社会组织结构从金字塔型逐步转变成为分散的网络型,基于协作的小型共同体也将逐步形成。目前颇为活跃的民间组织和社团就是典型,网络大V和意见领袖也可以凝聚人们形成一个个相对统一的意见团体。这种小型共同体既可以仅仅表达其意见,也可以投身于各种社会服务领域。因此,未来社会需要更多的协调,而国家和政府就是协调各方力量的主体。

4)规则制定思路更加民主化。这种趋势在互联网技术初期就已经显现,互联网信息获取的极度便利性和爆炸性的信息量使民众可以及时、迅速地了解到社会所发生的大小事务,信息的传递由之前的单向转变为双向,这大大刺激了民众参与政治生活的积极性。因此,在制定规则时最大范围地吸收民众的智慧、掌握客观实际状况、预测规则制定的现实需求和方向,从而更有效地平衡各方利益,保证规则制定后能够真正有效快速地落实在互联网技术条件下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下面,我们用表格形式更为简单明了地对比三大文明形态之间的主要差异:

比较项

农业文明

工业文明

信息文明

核心技术

农耕技术

工业技术

信息技术(互联网及其高级技术区块链)

思维方式

经验思维

理性思维

多元思维、系统思维

社会关系

绝对权力下的等级秩序(集体主义)

管理型国家权力下的平等(个人主义)

扁平结构下的个人主义和小型协作基础上的分散型社会共同体

政治制度

专制集权

代议制民主

大范围直接民主有了实行的可能性

 

(三)信息文明样态所可能带来的正负面影响

诚如上文所述,信息文明下,人类社会在思维模式上更加多元化,这为整个社会的发展注入了更多的活力。但是多元化的思维同时也意味着整个社会有可能呈现出一个无主流的状态,这为国家整合民众的意识形态带来极大的困难和挑战,对国家行为的合理性说服更加困难,因此,信息文明下,如何维持国家的凝聚力和统一性是对党和政府的一大考验。个人微观权力的崛起尤其是小型共同体的形成、国家权力的服务化趋势有助于国家权力从一系列繁杂的、非主要的事务中脱离出来从而聚焦于社会重大事务的顶层设计和贯彻实施上。但是,这也需要国家对数量众多的社团进行审查和平衡。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协作型共同体的社会自治功能,同时也要力求避免其成为敌对势力渗透的载体。此外,在互联网技术的影响下,信息的传递模式从过去的单向传输转化为双向传递,国家制定规则的出发点和思路更加民主、科学,民间的声音对规则的出台和变革影响巨大。在此过程中,如何有效防止民主异化为民粹,也是对我党和政府执政能力、治理能力的挑战。可以说,信息文明样态下,既有有利的因素为我们提供发展的机遇,也有负面的影响和巨大挑战。

三、信息文明:文明十字路口的机遇和挑战

如果只是从技术角度看待区块链,无疑过于浅显。区块链技术的意义远不止技术本身,更重要的是,它对经济、社会乃至整个文明的巨大而深刻的作用。它能够极大地推动互联网技术已经开启的全球一体化、文明融合的速度和深度,极大地改变社会组织形式和人类政治社会运行的模式。不同文明的融合需要文明进行直接或间接地碰撞、相遇,中西文明在农耕时代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很难相遇,因而保持了各自的文明特色。工业技术的发展,尤其是机械运输技术的发展为中西方文明的相撞提供了物质条件。两种文明的对撞最终以工业文明胜出为结果。信息时代,互联网平台可以实现所有信息的共享,从而为中西文明的直接相遇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载体。文明史学家布罗代尔曾引用雷蒙·阿隆的话说:我们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多元文明的阶段正在走向终结,无论如何人类正在开始一个新阶段。他接着补充说:单数形式的文明概念将会适用于一切文明[12]

中国近代以来从未走在世界文明的前列,而是被动地被拖入西方工业文明的漩涡,中华文明出现巨大的断裂,以致于当代中国的建设和改革在移植和本土化的纠缠中艰难前行。在新的技术手段下,中国和西方国家重新站在了文明发展的同一起跑线上,并有可能在未来引领文明发展的方向。习近平主席也一再强调要把互联网作为谋求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方向,提出加快推进网络信息技术自主创新,朝着建设网络强国目标不断努力,尤其是要加快用网络信息技术推进社会治理[13]。深入研究新科技背景下社会形态的变化,合理预测信息文明样态中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影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社会发展的方向,并有针对性地加以应对、引导,从而更好地推进国家的治理。

 



[1]张恒山:从文明转型看当代中国社会稳定状态,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4年第3期,第5页。笔者认为将原文中商工生产改为工业化生产更为精确,故而改之。此外,鉴于本文偏重于科学技术角度,因此本文中以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代替张恒山教授所言的农耕文明和商工文明。

[2][德]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63页。

[3][德]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8-39页。

[4] []杰里米•里夫金:《第三次工业革命》,张体伟、孙豫宁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31页。

[5]黄宗智:总序:中国法律史研究的现实意义http://www.lishiyushehui.cn/modules/topic/detail.php?topic_id=64020141125日。

[6]於兴中著:《法理学前沿》,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1月版,第32页。

[7]於兴中著:《法理学前沿》,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1月版,第34页。

[8](加)麦克卢汉:《人的延伸——媒介通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35页。

[9]王国华、骆毅:互联网+’下的社会治理转型,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55月下,转引自http://www.rmlt.com.cn/2015/0615/391447.shtml

[10](美)约尔·杰伊·卡西奥拉著:《工业文明的衰亡》,重庆出版社201512月版,第153页。

[11](美)约尔·杰伊·卡西奥拉著:《工业文明的衰亡》,重庆出版社201512月版,第192页。

[12](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文明史纲》,肖昶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13]习近平在2016109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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